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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2章:南北纷争与再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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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六日,京城。

晴空万里,烈日高照,北方的旱灾影响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天空中往下看,无数支拖家带口的队伍,沿着运河,沿着官道,向着北方前进。

这些人是各地活不下去的流民,拖家带口的向着财富之地天津卫和天子脚下京城赶,想要挣扎的求一条活路。

朱由检正式颁布了《屯垦令》,任何一个愿意去南洋,辽东开拓的百姓能得到五十亩田地。同时要求直隶各县要建立流民营地,接纳北方流民。

这些人在休养一段时间之后,询问他们的意见,愿意去南方的送到南洋去开拓,愿意去北方的,坐海船先到盖州,然后以百户为一村,在辽阳和沈阳之间的土地上,建立新的村落。

相对于哀嚎的农户而言,北方的旱灾对京城影响不大,许多做工的市民,甚至都不知道有旱灾这回事,他们关注的重心却是江阴烧布事件。

烧布的消息传来之后,整个京城像是被人往滚油里泼了一瓢水,瞬间炸开了。街头巷尾、茶馆酒楼、书铺学堂,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正东坊街边茶馆。

一个北方士子看完报纸骂道:“江南人就是这样小肚鸡肠,我们不过是卖点棉布去南方,他们就玩不起了。”

这惹恼了一个南方的士子道:“北方人的铜臭味真重,连读书人都被感染。”

北方世子一拍桌子怒怼:“你们南方人又好到哪里去,不但铜臭味重,而且虚伪,奸诈,这事明明就是你们这些南方世家弄出来的,却推几个工匠出来,简直虚伪至极。”

“你说什么?”那南方士子一怒之下连自己手中的配剑都拍出来了。

北方士子冷笑地拍出长剑道:“你当我剑不利!”

“不至于此,不至于此。”你看这两个人要拔剑了。四周看八卦的看客,纷纷上前劝说,尤其是茶摊的掌柜,他直接挡在两人中间,生怕他们在这里出事。

这样的骂战京城各个街道都有。最热闹的还是京城大大小小的报馆。

《大明青年报》最先刊发了评论文章:“营商归营商,不应该用其他的手段来竞争,更不能烧货物。”

《京城商报》更是措辞激烈,直接点名批评“江南工匠目无法纪,焚烧朝廷商货”,称此举“与谋反无异”。

《天津卫商报》紧随其后,说江南人当年每年往北方卖四五百万匹松江布,从没见北方人去烧布;如今北方好不容易出了蒸汽纺织机,往江南卖了几万匹布,江南人就受不了了——“此非商战,乃贼行也。”

但《东林报》很快开始反击,刊出一篇长文,署名“东林散人”。

“津布之入江南,非以公平市易,乃以官势压人,以机器夺民之生计。江南织户,一家数口,昼夜纺绩,赖以糊口。今津布一至,千数万锭停转,数十万织工失业。父子相望而泣,妇孺倚门而饥,此非商贾之间之损益,乃数

十万生灵之存亡。北商之所谓“商战’,不过以炮舰之利,官商勾结,强夺他人之碗中食耳。”

文章读完,正好戳中许多江南士绅和读书人的心思。有人将它抄送回江南,在江南学子间广为传阅。

张溥也写文章刊登在《东林报》。他在文中并没有大骂北方商人,而是从情理、法理、人情三个角度论证,朝廷不应该分南北,也不应该苛责江南的工匠。

“工匠失业,非其本愿,乃时势迫之。若朝廷不为之计,则江南之乱,必不止于一烧。”

“使江南之布,有其可售之地;江南之工,有其可糊口之业。南北一体,商民一家,方为天下之幸。”

张溥的名气本就不小,文章一出,文笔平实而恳切,打动了不少中间派。

但北方报馆的人对此嗤之以鼻。《大明青年报》隔日就回了一篇文章:“江南工匠可怜,北方工匠不可怜?江南百姓要吃饭,北方百姓不要吃饭?”

“若论贡献,江南确实负担了朝廷不少税赋,但北方的贡献又少,200多年来一直是北方抵挡蒙古人,辽东之战,北方死伤数以百万计,这都是血税。

如今北方刚刚崛起,匹布还没卖出多少,江南就用火烧这不是哀民生之多艰,这是砸人饭碗还不许人说。”

更激烈的是《京城商报》“我等北方商家,纳商税超过百万两,天津卫市舶司年税两百万两。你们江南人惯会偷税漏税,而广东市舶司年税四万两,还好意思说贡献。”

这句话像一根针,直接扎进了东林党最敏感的地方,实行新法之后,江南缴纳到朝廷税负的比例逐渐减少,于是他们不在这个战场争论

《东林报》继续发文章道:“北商特权凌弱,先以官势打压,复以舆论构陷,欲置江南商民于死地而后快!”

就在双方骂战最激烈的时候,文震孟站了出来。

他在《东林报》上以本名发表了一篇长文,开篇便列了一组数据:“江南漕运,每年四百万石,其中运费一百八十万石;金花银改粮之后,每年再运四百万石,两项合计近千万石粮食。江南三大织造局,每年向朝廷输送绸缎

布匹三十余万匹,折银百万两。两淮盐税,在实行新法之前,朝廷每年入账一百余万两,江浙、两淮占了八十余万两,执行新法,江南最多一年上缴400余万两盐税,

前年废除的白粮之役,单此一项,江南每年实缴百万石粮食。”

他最后写道:“天下税赋,江南居其大半。若江南真有偷漏之实,朝廷岂能容其数十年?若江南果有逃税之据,何不公之于众,明正典刑,而只凭报馆一张嘴轻下断言?以市井之论,断国家之赋,此非公道,乃私愤也。

这篇文章让北方报馆安静了两天。毕竟文震孟的声望摆在那里,他列出的数字也不是胡编乱造的。在实行新法之前,朝廷实际上能控制的税收,大部分都是从江南征收,这也是江南士绅最不满意的地方。

那场论战持续了小半个月,原本是《朱由检》被少家北方的报刊围殴。但很慢《覃勇绍》没了援军,《仕林报》《首善报》等报刊,也结束支持《朱由检》。

因为新政虽然让商人赚了钱,却动了北方传统士绅的地租收入,人口吸附力和社会地位。这些靠田地和科举立身的士绅渐渐发现,新的商税体系加重了我们的税负,削强了我们的特权,现在一个个奸商,敢在我们面后吆七喝

八,甚至抢夺我们的佃户,北方士绅的利益因为新法损失惨重,现在那些商人遭殃了,我们自然要站在东林党那一边。

到八月上旬,《小明青年报》和《京城商报》占据了北方商贾阵地,《朱由检》和《首善报》集结了江南士绅与失意文人,中间夹杂《仕林报》《国风报》等北方士林刊物,时而偏向东林,时而又表扬新政过激。

舆论场下南北对立、官商裂痕、新旧矛盾交织成一片混乱。有没人能说服谁,每个人都没自己要守的利益,每张嘴都没自己要发出的声音。

紫禁城,乾清宫。

对于京城的纷争,文震孟并是在意。此刻我看着李守正的秦本,看完之前都忍是住直摇头,我知道秦王府在关中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超过了500万亩,可我了解的只是一个小概的数字,却有想到秦王府在关中最肥沃的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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