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西的团队利用兄弟新闻的消息大做文章。毕竟事实摆在那里，又有照片和两次的合同。
这让她的对手很丢人，就连某大国也跟着声誉受损，苏西的民调在短暂的回落之后迅速拉升，成为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
车子往前开了不到五公里，天彻底黑透了。车灯照出去，光柱里浮着细小的尘粒，像被搅动的星尘，又像无声飘散的雪。路两边的草场渐渐收窄，地势开始缓升，坡上零星分布着几户人家，窗子里透出暖黄的光，有的亮着，有的暗着，有的亮了一半——厨房的灯还开着，卧室却已熄了。杨勇把车速降到三十码以下，车轮碾过一段松软的土路，扬起的灰在灯光里翻腾片刻，又被风卷走。
叶雨泽忽然说：“刚才那头牛，要是没灌油，明天就得死。”
杨勇没应声，只把左手搭在方向盘上，拇指慢慢摩挲着盘沿一道细微的划痕。那道划痕是去年冬天在团场修车时留下的，用砂纸磨过，没磨平，反倒更显眼了。他看了眼后视镜，镜中只有自己半张脸，还有身后无边的夜色，以及车尾灯拖出的两道微红余光，像两道未愈合的伤口。
“它肚子胀得厉害，肠子打结了。”叶雨泽继续说，“苜蓿吃多了，发酵产气，胀破肠壁也快。”
杨勇点点头：“嗯。”
他没问叶雨泽怎么知道，也没问他在哪儿学的这些。有些事不用问——就像他知道叶雨泽十六岁就跟着老兽医在边境连队跑过三个月的防疫线，知道他曾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牧业站蹲点半年，帮人接生过十七头羊、三匹马、一头牦牛；也知道他随军垦城第一批技术组去阿尔泰山区勘测水源时，在雪线附近住过二十七天，靠冻干羊肉和融雪水撑下来。这些不是听来的，是叶雨泽背包夹层里一张张泛黄的笔记本里记着的，字迹被雨水洇过，被阳光晒褪过，但每一行都压着日期、经纬度、牲畜编号、用药剂量和死亡率统计。
车子拐进一条岔路，路标歪斜，漆皮剥落，只剩“喀拉苏”三个字勉强可辨。杨勇没看路牌，直接打了方向灯。这条路他来过两次，一次是十年前送一台报废拖拉机回修理厂，另一次是七年前陪团里老会计来收一笔逾期三年的农机赊账。那时路还没铺平，坑洼多，车底盘刮得嗡嗡响，老会计坐在副驾上，一路咳嗽，咳得胸口发闷，最后在半道下车，蹲在路边吐了一口带血丝的痰。杨勇递水过去，老会计摆摆手，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欠条，纸边都磨毛了。“不是他们不还，”他说，“是牛死了，地旱了，孩子病了，账就压成石头，越压越沉。”
此刻，路比十年前宽了些，但仍是压实土路，夜里行车，车灯照见路面上几处新补的沥青补丁，颜色深一块浅一块，像旧伤疤上敷的新药。杨勇放慢速度，让车轮尽量避开那些补丁边缘的裂缝。叶雨泽看着窗外掠过的篱笆桩，木头被风雨泡得发黑，但扎得极稳，一根根斜插进土里，顶端削尖，防野狗，也防牲口撞。
“你记得老会计吗？”叶雨泽忽然问。
“记得。”杨勇说，“他后来调去财务处，没两年就退了。”
“他退前一个月，把所有欠条烧了。”叶雨泽声音很轻，“就在团部后院那棵榆树底下，用铁桶烧的。火不大，烟很淡，我路过看见了。”
杨勇沉默了几秒，才说：“我知道。”
叶雨泽没再说话。车厢里只剩下发动机低沉的嗡鸣，和空调出风口里一丝极细微的气流声。远处山脊线上，一颗星亮了起来，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它们不像城里看到的那样稀疏，而是密密匝匝，如撒在墨绒上的碎银，清冷，不晃眼，却能把人心里某些钝重的东西照得透亮。
车又开了一程，路边出现一个简易加油站，招牌上“喀拉苏油站”四个字只亮了两个，其余被风吹歪的灯管闪着微弱的蓝光。加油站旁停着一辆旧东风卡车，车厢空着，驾驶室里没人，车门虚掩，车窗上蒙着一层薄灰。杨勇减速，看了眼油表——指针刚过红区。他把车靠边停下，推开车门：“加点油。”
叶雨泽也下了车，站在车头前，仰头望着加油站顶棚。顶棚是铁皮搭的，接缝处锈迹斑斑，但每一块铁皮都钉得笔直，铆钉间距均匀，像是有人用尺子量过。他伸手摸了摸顶棚下沿，指尖蹭到一点铁锈，红褐色，干而涩。
加油站老板是个六十出头的哈萨克族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拎着油枪从屋里出来，没戴手套，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油渍。“加多少？”他问，声音沙哑，带着长期熬夜的倦意。
“加满。”杨勇说。
老人点点头，把油枪插进油箱口，咔嗒一声扣紧。油泵开始嗡嗡作响，数字跳动起来。他没急着走，靠在加油机旁，掏出一包廉价烟，抖出一支，用打火机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缓缓散开。
“你们不是本地人。”他说。
杨勇正低头看手机，屏幕亮着，是叶归根发来的一张照片——新泊位设计图，标注着几处结构修改意见。他抬头：“嗯。”
老人吐了口烟：“军垦城来的？”
杨勇没否认：“路过。”
老人点点头，没再问，只是盯着油表，等数字跳到满格，咔哒一声自动断油。他拔出油枪，挂回支架，又用抹布擦了擦枪嘴，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油是新换的，”他说，“上个月刚从布尔津运来，没掺。”
杨勇付了钱，老人没找零，把钞票仔细叠好，塞进胸前口袋，又拍了拍。“路上小心，前面十五公里没信号，也没灯。”他说，“前两天有个牧民的摩托车坏了，半夜推了八里路，才碰到车。”
杨勇点头：“谢了。”
老人摆摆手，转身往屋里走，经过那辆东风卡车时，顺手从驾驶室窗台拿了瓶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然后把瓶子放回原处，没盖盖子。
车子重新上路，油味还残留在空气里，混着风带来的草腥和泥土微腥。杨勇没开远光，只用近光灯，两束光柱温柔地铺在路面上，照亮前方三四百米。叶雨泽闭着眼，但没睡，呼吸平稳，胸膛微微起伏。杨勇看了他一眼，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度。
又开了约莫二十分钟，车灯突然照见路中央蹲着一个人影。那人穿着深色棉衣，背对着车，正低头摆弄什么，身前横着一辆倒地的自行车，后轮还在缓慢转动，辐条在灯光下划出模糊的圆影。
杨勇踩下刹车，车稳稳停住，离那人不到五米。叶雨泽睁开了眼。
那人听见动静，缓缓转过头。是个少年，脸上沾着泥，左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渗着血丝。他手里攥着一把扳手，另一只手按在自行车后叉上，指节发白。
“车链子掉了。”他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杨勇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我看看。”
少年没动，也没让开，只是侧了侧身，把后轮让出来。杨勇蹲下去，借着车灯看清了——链条卡在飞轮和牙盘之间，绷得笔直，齿尖深深咬进链节，已经变形。他伸手摸了摸后拨链器，弹簧松了，螺丝也松了两颗。